改革开放40年:几代金融教材 折射市场变革

2019-05-02 21:23:38 福州科技 198

35年来,通过学校、电大、党校、网络等不同渠道,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建(右一)授课学生超过300万人

改革开放40年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沧桑巨变,不仅发生在实践领域,也同样影响着理论和教育领域。

以金融学为例,作为现实市场经济核心理论学科,从一开始照搬的苏联模式,到引入市场经济新概念,从一边批判一边改变,到变成考生们最为追捧的显学。

40年的金融学教材,也从一个微观角度,折射着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并逐步成熟与国际接轨的全过程。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健今年65岁,每天依然非常忙碌,除了给本硕博各阶段学生上课,还担任MOOC课程团队负责人,为范围更广的“学生”提供金融学远程教育。在前往金融街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之前,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几摞学术期刊后,和北京青年报记者聊起了见证金融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她说能见证和参与这个过程是幸运的,也是有价值的。

改革开放初期讲金融学 一边批判一边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学(货币银行学)》是金融学科的统帅性核心课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重要贡献,李健教授完整地见证和参与了这段历程。

1978年,中央财经大学恢复招生,1979年,李健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她们那一届是学校第一批面向全国招生的学生,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除了借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年,这35年几乎都在学校从事金融学教育工作。

李健读大学时,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启动,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剧烈变革,金融学教育也不例外,她上学时老师们给她们印讲义,教材上是从苏联那里搬来的计划经济内容,但社会却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不断松绑,市场经济元素不断出现,在毕业前,李健从未接触过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的书,对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术语、概念到整个理论体系完全不了解,当时能查阅到的资料上,对这些都持批判态度,学习就和改革同步,“改一点,老师们就给我们讲为什么这样改”。

她从教后,需要给学生讲授这些东西,领导布置的一个任务是讲授《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说》,当时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物质条件差,资源稀缺,没什么像样的教材,李健1984年到北大进修一年,才接触到了西方经济学。在讲课中,自己也给学生用蜡纸油印教材,“印象深刻,刻曲线不好刻,出来歪歪扭扭的,现在看确实很简陋”。李健一边教一边学,经常到图书馆充电,“带着馒头和水瓶,一钻进去就是一整天,那会儿舍不得复印,把书上的东西抄在小卡片上,做了好几抽屉小卡片,这个学派200张卡片,那个学派300张卡片”。从图书馆回来后誊出来,图表都得自己手画,“就像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种感觉,整个知识体系,学术框架,研究范式,都是全新的,相当于从一片白纸上一点一点学”。

另一个问题同样棘手,书上讲的和现实不一样。当时关于经济学的课程都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金融学分为资本主义的货币与流通,社会主义金融理论,这就是两分法,后来说老叫资本主义不好听,改成货币银行学原理,就是讲西方的东西”。对于这些内容,老师们一边讲一边批判,讲一段批判一段,但是,批判的内容却在改革中出现,这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困惑,“学生会问,既然是批判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这么改?”这就要求老师研究大政方针和现实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学生们的困惑。现在成为常识的一些东西,在当时还是先锋和前沿概念,甚至有些“敏感”,大家一步一步往前探索。

当时讲的计划经济以财政为主,金融只是辅助,到了80年代中期,金融就变得很重要了,“1984年人民银行成为央行,工行接了它的商业性业务,这是一项标志性的改革举措,之后,对西方的东西接受的多一些了”。李健回忆,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教学中的两分法才基本结束,不再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老师们可以真正从学科角度开始教学。

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 零距离托着金融学成长

在一片白纸上搞建设,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有白手起家的优势,束缚教条少,发挥空间大,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剧烈变革中,一切都是新的,人们并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但坚信原来的老路不能走了,各种改革和探索为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样本和案例,后来的学者们经常赞叹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李健她们当时身处其中,就见证了这样的过程,“改革应该怎么走,为什么要这么改,每一项改革有何利弊,都可以研究,一项接一项,目不暇接,带来的冲击很大,有太多东西需要去搞明白”。改革出现的问题也需要研究,“比如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研究这些问题的,当时就得作为新问题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