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持证上岗”、对人贩子终身追责、最低刑责年龄降至12周岁……这些两会

2020-05-23 04:56:49 福州科技 130

  原标题:父母“持证上岗”、对人贩子终身追责、最低刑责年龄降至12周岁……这些两会教育热点话题,代表委员怎么看?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庹庆明代表:家庭教育尽快立法,让父母“持证上岗”

  “加快家庭教育立法,是从源头保障家庭教育切实发挥教育和价值引领功能的一项必要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建议,家庭教育尽快立法,提升家庭教育地位、明确家庭教育核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规范家庭教育行为,从制度层面推进解决家庭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家庭教育工作持续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法治保障。

  庹庆明认为,我国家庭教育目前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家长自身的素质与教育能力也参差不齐。同时,现行的法律、法规不仅对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家长缺乏有效制约,而且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很难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

  因此,庹庆明建议,在家庭教育相关法律立法时,应强调地方政府在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中的责任;强调家长的职责,父母需持证上岗;对家庭教育的运作及保障机制做出法律规定并明确家庭教育的公共性与个人隐私的界限。此外,还建议把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确定为家庭教育日。

  张宝艳代表:建议对人贩子终身追责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难点在于,以前丢失的孩子,过去了几十年,信息量寥寥无几,案件侦办难度较大。妇女儿童被拐时间越长伤害越大,建议对人贩子终身追责。

  谭平川代表:建议最低刑责年龄降至12周岁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机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平川提出,建议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将现行刑法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十四周岁降低到十二周岁,将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从十六周岁调整为十四周岁,以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谭平川还建议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管培俊等16位政协委员建议:进一步加快教育专网建设步伐

  教育专网是推进“互联网+教育”、支撑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设施,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疫情期间全国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实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管培俊联合15位政协委员建议,进一步加快教育专网建设步伐。

  管培俊等16位委员认为,建设教育专网意义重大。为加快推进覆盖全国、多级分布、实名认证、开放高效的教育专网建设,管培俊等16位委员建议,加快教育专网建设立项,包括将教育专网建设列入国家教育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尽快立项并支持启动建设;在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列入教育专网关键技术及其示范应用项目,加大资助力度。

  加大中央资金支持力度。建议将相关建设经费列入中央资金支持的教育领域重大建设事项,后期国家主干网运维经费由中央资金支持,省市教育网运维经费由各省财政承担;建议完善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向西部地区倾斜,包括教学点接入、省市教育网运维经费补贴等,以支持偏远贫困地区的教育专网建设应用全面覆盖、效益持续发挥。

  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教育专网优惠政策,明确优惠比例和适用范围;出台对专网建设所需光纤、链路以及运营商建设虚拟接入网的优惠政策。

  谢尚果委员:建议全国高校推行无纸化考试

  “以一个2万名在校生的高校为例,每年仅期末考试至少用纸7吨,那么全国以3000所高校计算,每年期末考试至少用纸21000吨,需要耗费73500吨木材。”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说,“我建议全国高校采用无纸化考试,可以节省大量的纸张,从而减轻环境污染。”谢尚果说,从学校层面来看,无纸化办公已经逐步推广和落实,但是无纸化考试却始终没有全面推开。在他看来,无纸化考试不仅环保,还能省去传统纸质考试中试卷印制、考试、改卷、成绩保留等繁琐工作,并且方便做到同题库不同卷面,杜绝邻座作弊。在调研中谢尚果发现,无纸化考试在技术、数字校园系统支持等方面已经不是问题,也有很多其他类别考试已经实行了无纸化。他呼吁,政府部门尽快纳入考虑,建立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和考试相关的统一标准,组织专家开发题库,对高校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并充分借鉴国内外无纸化考虑的经验。

  张宪省代表:建议扩大推行免费农科生政策

  “打赢脱贫攻坚战,切实发挥好‘三农’压舱石作用,乡村产业振兴是关键,而人才则是实现产业振兴的最核心要素,农业大学培养的学生,应该向这个目标方向靠拢。”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强调。

  张宪省建议,国家扩大推行免费农科生政策,并纳入提前批招生。张宪省建议,国家对乡村振兴急需的种植、养殖等涉农类专业学生实行减免学费政策,实行不定向就业,并纳入提前批招生。

  张宪省建议,农林高校属地政府制定农林院校和企业联合办学指导性意见,鼓励农业企业接收高校学生见习、实习和就业,根据企业接收学生情况确定税收减免或资金补偿,为校企合作办学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撑,为实现区域化整体特色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张宪省认为,很多企业对培养人才、服务乡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因势利导,出台鼓励性政策。国家应该加大对涉农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支持力度。建议政府部门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调整行业政策和岗位设置,为涉农专业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保障。

  戴立益委员:构建本硕连读教师培养模式

  “着眼于未来教师的培养,师范大学要以培养模式改革为突破口,充分借鉴医学人才的培养经验,打造‘六年一贯制’卓越教师培养模式。”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建议,构建由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教师教育和智能教育、融合教育和准入职实践等三个相互独立又贯通一体的本硕连读教师培养模式。

  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卓越教师培养模式必须打造升级版本,建设“专业教育+教师教育+智能教育”相互融合的新格局。如何实现这三者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崭新的命题。戴立益建议,构建本硕贯通的培养模式,为培养面向未来的卓越教师奠定坚实的学历教育基础。培养阶段层面,可把六年的培养年限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完成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为目标,第二阶段着力于智能教育+教师教育之间的融合,第三阶段则为融合教育和准入职实践。同时,设计公平、合理、灵活的内部机制和过程性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比如动态调整机制,培养对象可以来自高考生源,也可以来自校内“二次选拔”。按照自愿原则,学生可以在完成教师教育课程、教育实习等内容以后,申请学士学位,放弃本硕连读机会。

  严纯华委员: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深度贫困地区人力资本质量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骨干人才流失,从根本上制约了当地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步伐。农村地区劳动力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表示。

  为此,严纯华建议,要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补足农村的人才短板,提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就业创业、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提供有力支撑。

  严纯华建议,要进一步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投入,中央投资继续积极支持“三区三州”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项目,在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时予以优先安排。确保“三区三州”每个地级市建设好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广泛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定期免费为农民工、下岗职工、未升学学生、新型职业农民等举办职业技能培训。

  同时,充分发挥本省份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的智力及教育资源优势,落实培训主体,定向组织扶贫技能培训班,建立对口支援轮训机制。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结构的特点,开展满足农民不同需求的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开展符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的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围绕深度贫困地区各地生产发展的实际需求,实现脱贫举措与技能培训的精准对接,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实效的发挥,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刘仲奎委员:加快建立西北农村教师发展支持体系

  “西北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薄弱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强,部分教师教学理念落后,教学能力很难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总体不高。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农村地区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着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根本大计的实施效果。”来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对记者表示。

  为此,刘仲奎建议,应加快建立西北农村地区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包括学历提升、专项培训、导师助力、理论提升和职业荣誉提升等内容。同时,充分利用国内一流的教师培训资源,开展中学校长特色化办学能力培训、幼儿园园长和小学校长教育领导力培训,切实改善农村教师的学科结构与学历结构,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水平。大力提高教师待遇,使其收入明显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水平。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刘仲奎还建议,可探索由西北各省区教育部门统筹,组织优秀师范生到农村学校开展实习支教工作,这样既可以缓解本地区师资总量不足、结构性短缺、课程不能开齐开足等问题,又可以置换出一批农村教师参加系统培训和进修学习。

  陈晓红委员:让“创新工程师”真正受重视、得认证、展才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红一直关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型人才培养。陈晓红介绍:“与不少创新型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政策支撑尚待完善、人才队伍不稳定、企业应用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机制不健全等‘痼疾’,急需破除,特别是在职业资格、高新企业认定方面急需开辟通道。”

  她建议,要积极推进“创新三师”的资格认证,将认证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中,并定期举办一站式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协办的创新方法(TRIZ)应用实践暨国家创新工程师认证培训,提升科技企业的研发管理人员、一线研发骨干、工程技术人员的创新工作水平和创新活力。

  要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条件,将企业具备认证的“创新工程师”作为国家或省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之一,在科技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增加“创新工程师占企业研发人员的10%以上”等条件。进一步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实力度,落实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有关政策,强化科技工作和财政金融工作相关工作的衔接,多方位加强科技投入。

  要实施创新工程师培育工程,选择部分省、市或自治区进行政策试点,立足重大应用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为科技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服务,积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或新产品,提升示范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在试点区域选择高校建立高水平创新方法师资基地,培养优秀师资力量支撑科技人才培养。设立专门项目支持创新方法基础理论研究,产出企业急需的创新方法理论成果。

  焦新安代表: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急需“国标”

  “‘00后’已经成了高校大学生的主体,对未来的就业期望值越来越高。高校有责任不断提高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质量,满足毕业生对美好工作的向往,也满足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职业发展能力的需求。”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表示,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制定一套完善的国家标准迫在眉睫。

  焦新安表示,毕业生就业工作质量是反映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指标,他建议明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承担制定并出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国家标准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保障措施、工作内容等各方面的内容,准确界定好“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等相关概念,并做好分级分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国家标准规范。

  焦新安建议在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国家标准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强化注重“新”、注重“实”和注重“准”三个“注重”。应用新研究、新成果,准确把握新时代大学生的新特点,运用“互联网+”模式,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国家标准的平台搭建;深入分析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实现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在普惠性基础上,要针对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形成多元化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国家标准。

  王本朝委员:将应急生存教育纳入高校教学内容

  “近年来,通过中小学阶段的应急生存教育,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应急生存能力,但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和高校突发性事件逐渐上涨的趋势,急救知识和技能普遍欠缺,亟待加强教育。”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指出,应急生存教育要加强延续性。

  他建议,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应急教育的重视。在相关部门出台文件、法规的同时,还应该附有具体的操作细节和具体的实施途径,同时要配备专业教材和专门教师,让高校应急生存教育成为国家行政行为,而不是某个学校的学校行为和某个学生的个人行为。

  其次,建议加强应急生存教育理论研究。目前学校应急教育刚刚起步,还处于各类学校自行探索阶段,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上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发掘,因此应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应急生存教育理论体系,使学生能得到全面、系统、科学的应急生存教育。

  此外,应建立应急教育主渠道保证应急生存教育的全面实施。在多渠道实施应急教育的同时,要确定相应主渠道,既能实施应急教育理论知识的传授,也能进行应急身体素质练习和应急心理素质的培养,特别要实施应急技术身体操作练习与演习。同时,还要保证应急教育的长期连续性,使在校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应急知识。

  戴立益委员:将中小学教师编制核定周期缩短至一年

  教师结构性缺编是近年来制约教师队伍发展的重要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基础教育集团主任戴立益建议,将中小学教师编制核定的周期缩短至一年,动态适应学龄人口的增减变化。

  “在试点基础上深入推进‘县管校聘’改革,科学评估各级各类教师队伍需求总量,统筹考虑教师定期参加培训、休产假、寄宿制学校、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等因素,核增编制数。”戴立益表示。

  戴立益建议,充分把握外部政策机遇,推动编制跨地区、跨行业调整。在全国层面加强编制资源的统筹配置,推动编制资源向人口流入区县倾斜。对于学校而言,要强化内部管理,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切实提高编制使用效益,这也有利于学校用人自主权的落实。他还建议,进一步规范完善教职工聘任制度,通过推动编制内外工资与社保制度逐步并轨、构建平等的职业发展平台等举措,最终构建中国特色的兼有市场化活力和政府宏观调控优势的灵活、自主、本土化的教职工人事管理制度。

  李亚兰代表:建议对校园霸凌单独立法细化惩治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在提案中指出,很多校园霸凌行为在性质上极为恶劣,但伤害后果并没有到达伤残鉴定标准中轻伤或是重伤“量”的要求,也无法对其追责惩治。对此她建议,制定校园霸凌专项法律法规要更加细化惩治“量”的标准。李亚兰拟提交《关于校园霸凌立法的建议》,建议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单独立法,如《反校园霸凌法》或《惩治校园霸凌法》。首先是对校园霸凌行为作出明确界定认定标准,使校园霸凌与青少年犯罪、学生间嬉闹作出区分,使惩处有依据。其次是重新划定责任年龄,在刑责年龄的基础上,校园霸凌专项法律重点弥补对低龄霸凌行为的惩戒,可以采取依据年龄由大到小累计减轻惩罚程度等方式,涵盖对14周岁以下校园霸凌施暴者的惩治。最后是制定校园霸凌专项法律法规更加细化惩治“量”的标准。根据校园霸凌造成的不同行为后果做出规定,进而明确是司法、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罚,还是由学校进行纪律惩戒、家长进行协商处理。

  过建春委员:通过立法对体育教学做出刚性要求

  “一场疫情,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国民健康素质的重要性。全民健康素质提升,要从青少年抓起!”全国政协委员、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过建春认为,当前各地普遍存在体育课落实不到位,体育教学时长不足、类型不丰富,青少年儿童健康状况亟待改善等问题,建议以刚性措施强化青少年体育教学。 “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体育教学做出刚性要求,能更好保障体育教学得以充分贯彻落实。”过建春说。

  过建春建议,树立以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体育教学理念,优化幼儿园和中小学的体育课程设置,并以立法形式保证青少年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长,丰富体育课内容。可以通过建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激发青少年体育兴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青少年终身运动的习惯和能力。

  过建春具体建议,一是以刚性规定保证幼儿园、中小学校体育教学时间,规定青少年每天运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保证每天每人接触2至3项体育项目;二是在幼儿园、中小学校设置第二课堂,建议以青少年俱乐部的形式开展,根据学生兴趣和特长设置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棋牌等多个项目;三是配备完善的体育软硬件设施和专业教师,保证第二课堂的教学质量;四是健全加强青少年体育教学的激励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加大体育成绩在各级升学成绩中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