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走得更远——问题与分析_河源市职业技术学院

2019-06-19 09:35:39 福州科技 200

原标题:韩康: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走得更远——问题与分析

2017年,中国经济的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决策机构已经拿出了一个系统菜单。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复苏缓慢,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没有放弃用“量宽”刺激经济的选择,只有中国在经济下行时不搞“量宽”,也不搞“维稳”唯上,而是深化结构改革和稳增长并重,这是全球罕见的案例。但同时,中国30多年积累的结构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交错缠绕、年深日久、根盘厚重,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有些问题我们的认识已经比较到位,政策举措对路,效果明显;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化认识,政策有待完善;可能还有些问题存在着某些未知领域,需要进一步认真探讨。

一、当前中国经济既有下行趋稳的一面,也有主要依靠财政支撑根底不稳的一面,结构问题和周期问题的双重因素,可能使未来经济运行状况更加复杂

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持续下行通道,从两位数字的增长降至2016年的6.7%和2017年预期的6.5%左右。对此,中央政府积极应变,做出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提出底线思维和加强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现在,四年过去了,许多重要指标都显示出经济下行趋稳的迹象,政府做出的判断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有学者提出,经济已经到了L型底线的端点,或者端点开始上翘,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2017年将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一)稳增长的主要支撑是力度很强的政府财政及其信贷增长

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判定是有根据的,一是GDP增长完全在决策机构的调控预期内;二是经济下行的若干影响指标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工业产值和企业利润在连续6年下降后止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在连续5年负值后转负为正;PMI连续7个月持续上升;发电量和用电量2016年出现大幅回升,等等。[1]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分析,当前经济运行趋缓向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府财政支持及其信贷增长为支撑的。

201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制造业、房地产和基本建设三大部门仍然占70%左右。制造业投资近5年来大幅下降,2016年只有3.5%;房地产投资虽有明显回升,去年增长也仅6.5%;只有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强劲,2013到2016年始终保持在19-20%。[2]2016年,中央政府提升财政支持的力度极大,除了在账面上把赤字从2.3%提升到3.0%外,还有一系列大动作,例如发改委推出“2016-2018年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总投资4.7万亿,2016年投入2.1万亿;又如政府大力推进PPP项目,据推算,从中央财政到各级地方政府规划的项目总量高达16万亿。同政府财政调控相匹配,央行投入的信贷盘子也相当可观,仅以2016年1-6月为例,人民币新增贷款7.53万亿,累计同比增长14.79%,规模比2009年上半年“4万亿”刺激政策推出时新增贷款投放量还多1597亿,若考虑地方债务置换,上半年增量可能高达11.03万亿元。[3][4]

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期,又面临GDP持续下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时,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并使用信贷手段稳定增长,控制经济震荡风险,为市场重振和企业恢复活力提供更多弹性空间,可能不仅不是坏事,恰恰是一种制度能力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反映了我们发展体制的深层问题: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政府重大项目投资的依赖度过高,政府需求和民间需求拉动经济的力量极不对称,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在短期内难以消化等等。稳增长靠政府财政支持及其信贷增长,只能是短期行为,基础不牢,也不可持续。下一步,稳增长的支撑重心必须转变,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政府主导型稳增长”转向“市场主导型稳增长”,把稳增长的根子扎在全面市场恢复和全面企业激活的基础上。[5]

(二)进入增长上升周期的可能性

2017年后,中国经济运行很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情况,会有两种因素同时影响经济状况,一个是结构和结构改革因素,一个是周期性因素。

先讲结构和结构改革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结构基本特征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土地、环境等要素大量粗放投入,高度依赖投资增长,高度依赖外贸扩张,以及大规模创造工业产值等等,这种结构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中央决策机构提出,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举措。结构改革从两方面影响经济生活,一个是政府强制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三去一降一补”,另一个是动能转化,即用创造新技术、新产业、新行业、新业态增加经济推动力。只要不放弃结构改革,这两方面影响力都会发生逐步增强作用,从改革启动始,2017年的影响作用会更大。